公务员“进村”（来源：京华时报）

为了谋取私利，公务员利用权力之便，将户口“非转农”，变身伪农民与民争利，这自然是要反对的。但如果因此一律要求公务员退出农村户口，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，显然也是不合适的。尤其是，对于那些农村出身、一直保留着农村户口的公务员，如果因为农村户口升值，就要求他们“农转非”，显然有违“依法行政”之嫌。

必须明确的是，公务员的福利待遇是基于职业的回报，而不是基于户口的回报。事实上，很多时候，我们把城镇户口当做公务员职业回报的一部分，但这是建立在城镇户口比农村户口吃香的基础之上。可随着国家政策调整、城市化推进，与城镇户口相比，农村户口并非总是低人一等。尤其是在正经历城市化的农村，近几年出现的“非转农”就是明证。

一个人为国家工作，并不意味着失去自身固有的利益。但清理户口时若强制“一刀切”，恰恰是要求有些公务员放弃法律上并没有剥夺的利益——此举固然防止伪农民与民争利，但无疑也伤害了那些原本就是农村出身的公务员的利益。

公务员变身伪农民与民争利的问题，不在于公务员一定要是城镇户口，而在于村集体资源收益的分配权，并不真正掌握在村民手中，而是掌握在一些管理者手中，这才是公务员变身伪农民与民争利的根源所在。

试想，如果一个村集体的成员，对集体资源收益具有支配权，那么，面对一个外人（无论是公务员还是其他身份的人）过来强分一杯羹，他们怎么可能会答应呢，外来人又怎能轻易得逞？村民对一些伪农民意见很大，本身就说明他们不愿意外人分享利益。但问题是，谁有资格分享村集体的利益，决定权在于当地的户籍管理部门——户籍是分享资格的前提。这样一来，户籍管理者在权力要挟或利益诱惑下，就可能出卖村民利益。

所以，村民无法对村集体资源和收益进行支配，才是公务员变身伪农民的根源。而村集体利益村民说了不算导致的不正常现象，绝非义乌公务员非转农这一例，各地出现的土地征收纠纷，都是明证。

因此，对于义乌一些公务员变身“伪农民”与民争利问题，需要被问责的是当地户籍管理部门；如果对公务员户口一刀切，不仅于法无据，也会误伤一些合理的农村户口身份的公务员。此外更需反思的，则是如何让村民拥有对村集体资源和资源收益的支配权，有了真正的支配权，那些外来争利者，才不可能得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