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为公务员岗位争得头破血流的今天，浙江义乌市却出现部分公务员把户口迁入农村，愿意回村里“当农民”的怪现象。

    公务员“转基因”成为“伪农民”，在城乡二元壁垒未破、城市户口仍盘附诸多红利的当下，难免让人诧异，而只要知晓事件背后的来龙去脉，诧异之后便是莫名的慨叹。原来，义乌农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，他们除获得宅基地、盖房子外，还可以拿征地补偿费，并每年从村集体资产出租、物业等经营收入中获得分红。利字当头，熙攘成市，农民有利可图，“伪农民”便应运而生，如过江之鲫。

    端着让人眼热的“铁饭碗”，享受公务员的优厚待遇，还吃着碗里看着锅里，连农民碗里的肉末也不放过，不惜弄虚作假，蒙混过关，分一杯羹。利欲熏心，罔顾义理，这帮“伪农民”之行岂能用一个“丑”字形容？

    经过多年沿袭、固化，“以权谋×”业已成一道屡见不鲜的代数式。“×”可以是金银、钞票、古董、文物、美色、房子、职位、分数、学位、文凭、户口……在“×”的无限变项中，唯一被考量的便是价值、利益，只要有利可图，某些擅权者就张开天网，把利益扫入囊中，成为权力红利。房价高企，房子成为紧俏品，某些公务员的触须连“经适房”也不放过——高规格、大面积、低价格的“伪经适房”，穿上合法的外衣后，堂而皇之成为某些公务员的豪宅。周边的楼价在每平方米3万元的水平，某市豪华“经适房”却以不到4800元的价格卖给机关事业单位员工。无怪乎有人发出“房子一经济，官员就适用”之叹。

    剖析义乌“伪农民”现象，户籍制度成众矢之的。依附在户口之上的利益固然是重要诱因，只是如果把剥离农村户口背后的利益作为医治“伪农民”这种丑陋现象的灵药，未免失之天真。可以说，只要公权管束乏力的现状依然，利益输送便无孔不入，扬汤止沸，无济于事。

    当代政治与行政管理学把行政人视作追求个人利益(效用)最大化的“经济人”，并通过把他们的行政行为纳入经济学视野。任何一个理性的“经济人”，都会按照成本-收益原则追求最大化效用或利益，行政人的利益图谱包括权力、荣誉、地位、金钱等。公权有天然的扩张冲动，公权的拥有者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，这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公权的“怪兽”冲出护栏，失去约束，横冲直撞。时下普遍存在的权力寻租，手段变目的；权力扩张，职权变特权；利益错位，“公仆”变“主人”……莫不与此相关。

    用经济学手段治理，对违规违法的行政人进行严格的利益惩戒，当为公权管治的可行之选。譬如对行政人的腐败采取“零容忍”，一旦被发现，除了必须吐出黑钱之外，还将被开除出公务员队伍，原先作为公务员所能享受的诸多优厚待遇，如高薪、高福利、稳定的工作以及退休金等等都将化为乌有。甚至被绳之以法，让违法的行政人付出更大的代价。

    理论知易行难，实效差强人意，违规程度与处罚失衡现象仍比较严重，这又反过来成为公权越轨的诱因，使得“违法乱纪-从轻处罚-再违法乱纪”成为反复循环。义乌市的200多名“伪农民”，亦只不过是被当地纪检委、组织部等部门要求从农村迁出户口、办理农转非、退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而已。这样的处理何来震慑力？